仙童的蒲公英和中芯国际的朋友圈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人们开始在硅谷建立的技术学者社区时，那里的人才不多，而世界其他地方却人才济济。

如今，世界各地的大量人才都汇聚到了那里，硅谷已经成为创新和高科技的代名词。

硅谷（Silicon Valley）位于加州旧金山和圣何塞之间的一条30英里长、10英里宽的狭长地带。但直到1971年，也就是“那片地方”诞生了二十年后，一家专门报道半导体行业的周刊《微电子新闻》的编辑唐·C·霍夫勒才创造了“硅谷”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既有趣，又讲得通。硅谷里很多公司都设在一面依山、一面毗邻旧金山湾的平坦地带上。

从斯坦福大学开始，一路向南就能够看到硅谷的发展史。

1920年，硅谷最成功的“公司”——斯坦福大学，还是一所类似于乡村俱乐部一样的二流学校。然而到了1960年，斯坦福大学已经成为以卓越学术和科技创新著称的一流学府。

1950年，圣克拉拉县城作为美国的“果脯之都”，当时仅有800多名制造业工人，其中有一半都在罐头和食品加工厂工作。十年后，这些果树和罐头厂都已经不在，而一批批的高科技公司飞速兴起。

斯坦福大学的崛起推动了硅谷微电子产业的快速发展，而硅谷的发展也帮助斯坦福大学成就了今天的地位。

而在硅谷的公司中，有两家最独特、最受人尊敬的公司——惠普和仙童半导体。

1939年，戴维·普卡德和威廉·惠利特在帕洛阿尔托艾迪的爱迪生大道367号租了公寓，并在他们住所后面的车库里成立了一间小工作室。

HP公司如今依然是最受尊敬的科技公司，常年位列于世界500强榜单之上。

HP的车库图片，是硅谷发展史上最为著名的两个历史印记之一。另一个，就是“八仙童”的合照。

图片来源：网络

1947年，威廉·肖克利博士和约翰·巴丁及沃尔特·布拉顿共同发明了晶体管，有人将其称之为“20世纪最伟大的重大发明”。

可以说，如果没有晶体管，就不会有硅谷。

1952年，晶体管被改造后首次用于制造助听器，这是晶体管的首次商业开发。

时间到了1956年，晶体管三位发明人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让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享誉整个科学界。

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

资料来源：Shockley's robot dream，IEEE

肖克利看人的眼光一向独到，他从东海岸的一些实验室挖来了8位天才年轻人，而这8位天才也是奔着肖克利的盛誉而来。

一张拍摄于1956年的照片记录着硅谷半导体产业开始的标志性事件：

十几个人在“黛娜的小屋”举杯，庆祝肖克利获得诺贝尔奖。

黛娜的小屋

图片来源：Shockley's robot dream，IEEE

然而，肖克利“拙劣”的管理能力，让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除了享有盛誉，并没有实质重大技术创新。

在肖克利实验室的第一年，肖克利执意研发四层二极管，而8位天才却劝他研究硅晶体管。

这个建议被肖克利直接拒绝。当意识到在肖克利手下无法实现理想之后，1957年，8位天才在企业家谢尔曼·费尔柴尔德的支持下，开办了第一家专注于硅材料的公司——仙童半导体公司。而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一直未能从仙童分立的冲击中恢复，并最终倒闭。

仙童半导体公司成立时几乎所有事情都没准备好，后来风投教父阿瑟·洛克后来回忆说：

“当时根本没有办法成立公司，没有风险投资的机制，更不用说风险投资机构了！”

然而8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已经不想再去等待，两位银行家洛克和他的老板科伊尔与八仙童在旧金山的酒店中描绘着硅晶体管的伟大前景。聊着聊着，科伊尔掏出十张1美元钞票，往桌子上一拍：“干吧！”

科伊尔严肃地说道：“协议没准备好，要入伙的，在这上面签个名！”

这十张不可复制的1美元，应该是这世界上最昂贵的1美元，无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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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9月，仙童成立，由此开启了一段伟大的历史！

仙童成立的几周内，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军队和航天业正在寻找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减少导弹有效载荷和卫星的重量。

仙童领导人罗伯特·诺伊斯回忆道：“这是导弹的时代，从这里到俄罗斯的运输成本非常高。

仙童的8位创始人和同事们加快了高频芯片等技术和产品的研究及制造，希望能够向他们的军方以及航天业公司客户销售。

1957年12月1日，仙童之一的赫尔尼（Hoerni），在他的笔记本上做了一个题为“使用氧化屏蔽技术保护硅晶体管表面暴露P-N结的方法”的小课题。

在短短的两页中，他描述了一种革命性的制造晶体管的方法。当时，最先进的晶体管被称为“Mesa”晶体管，因为它们的结构类似于美国西南部的高原。赫尔尼（Hoerni）提出的器件和Mesa晶体管之间截然不同。

Hoerni的关键思想是保护PN结。

然而，他的想法太超前了。仙童专注于制造Mesa晶体管，这是一个更简单的过程，但仍然是因为当时技术的极限。

1958年初，仙童半导体与IBM的联合系统部门签署了一项协议，约定开发和制造最先进的Mesa晶体管用于IBM为B-70轰炸机开发的机载计算机中的核心内存驱动程序。

军方开始登上美国半导体发展的历史舞台。

当时为了应对这个重要订单，仙童组建了两个团队。一个由摩尔（Moore）领导开发NPN晶体管，另一个在赫尔尼（Hoerni）的领导下专注于PNP晶体管。摩尔（Moore）小组较早解决了开发问题，并在1958年的夏天投入初步的生产。

1958年8月，仙童向IBM交付了第一批Mesa晶体管，并宣布它们的新型晶体管将在几周后出展当时最为重要的电子展览之一——WESC。

也就是在几周后，仙童的创始人们才知道他们是当时唯一一家提供高性能商用Mesa晶体管的公司。

在仙童的研究人员中，Hoerni对晶体结构有最深的理解。1958年后期，在他的团队成功制造了一个PNP晶体管后，Hoerni回到了他的平面思想。

1959年，Hoerni努力了几个月后，在3月2日，他在笔记本上又写了一篇两页的文章，题为“氧化保护连接PNP晶体管的制造方法”，为制造该设备提供了细节。十天后的3月12日，Hoerni邀请了包括Moore在内的几位同事到他的实验室，演示他的新原型晶体管。

Hoerni用锤子砸在一个封装的晶体管上，据说他甚至还在一个“未封装”的晶体管上吐口水，但这些器件的功能和它们在遭受这些戏剧性的侮辱之前的功能没有任何差别。

他的演示很快说服了他的同事开发这种具有革命性的平面晶体管，并将其投入生产。在克服了一系列困难后，仙童在1960年3月的IRE大会上宣布了他们的平面晶体管诞生，并在4月份开始出售。

仙童的产品大获成功，公司的销售额和利润迅速增长。

在1960年一份研发计划的摘要中，Moore正式确定了公司“微型逻辑电路”的研发方向，以此满足军事和航空航天应用中对芯片的需求。当时军方关注的焦点是小尺寸、轻重量和低功耗。

值得注意的是，仙童之所以成功，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背景为冷战高峰时期，军方极度追求数字集成电路的军事应用，以对抗苏联。

而军方最主要的贡献是，让新技术得到了发展。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依赖军事研究经费和直接补贴。

半导体产业来自政府最初的支持差不多只有200万美元，但后来通过军方的推动，快速增长到1亿美金。上世纪60年代的1亿美金，简直是天文数字。

第二个影响是军事机构的兴趣不仅在使用集成电路方面，而且能够建立完整的供应链配套体系，最终实现真正的量产。

上世纪60年代，军事和太空应用基本上占了1963年整个集成电路市场超过95％的份额。即使到了1970年，这些应用的占比也超过55％。

此外，军方因其对先进的需求，如便携、移动、可靠、高性能等方面，让集成电路一开始就以技术水准为核心驱动力。成本却是次要的，而非普通消费者的市场需求。

然而到了1961年，由于包括股权在内的种种问题，仙童开始出现裂痕。

1961-1962年，赫尔尼、拉斯特、罗伯茨和克莱尔出走。1967年，曾经的总经理斯波克也离开公司。

1968年8月，诺伊斯与摩尔一起辞职，还带走了工艺专家安迪·格鲁夫（Andrew S·Grove）。他们三人创办的公司，就是大名鼎鼎的巨头——英特尔（Intel）。

后来，仙童快速衰落，几经易手。直到2016年9月19日，安森美半导体和仙童半导体公司联合宣布，安森美半导体公司以24亿美元现金完成了对仙童的收购。

曾经叱咤硅谷的仙童半导体，画上了句号。

回顾仙童半导体的历史，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仙童精神，那就是勇敢的创新意识和对技术的不懈追求。

仙童精神随着仙童们的离开，飘散在整个科技界。

在1969年的半导体工程师大会上，400多位与会者中只有24位的履历表上没有在仙童公司的工作经历。

在仙童成立50周年会上，仙童们齐聚，同时展示了广袤的仙童族谱。

可以说，仙童在美国科技发展史上至关重要。没有仙童，可能就没有现在的美国半导体业格局。

而仙童追求创新的精神，已经在全世界科技创业者心中扎下了根。

图片来源：仙童半导体历史博物馆

2000年4月，张汝京在开曼群岛设立了“中芯国际”。中芯国际首期募资约10亿美元，募资完成后共计有16名股东，股权非常分散，多重背景的股东。当时张汝京的考虑是通过股权方式，获得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信任，这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009年，张汝京离开了中芯国际。中芯经过将近10年的发展，已经是形成了独特的气质和“中国芯，走向国际”的公司文化。

2014年，沉寂了5年的张汝京再次创业，在上海创办了新昇半导体。3年后，他离开了上海新昇，短暂的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张汝京北上青岛。

2018年4月，张汝京成立芯恩（青岛）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张汝京的这三次创业，都在寻找自己的造芯梦。中国芯，走向国际一直是他和追随他的团队秉承的信念。

2009年，第一任CEO张汝京离开中芯国际后，中芯国际请来了华虹的CEO王宁国接任张汝京担任第二任CEO，次年又从新加坡特许半导体公司挖来杨士宁出任中芯国际的COO。

因为某些原因，杨士宁最终离开中芯国际。此后在2013年1月28日，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宣布，杨士宁担任公司CEO。2016年10月，杨士宁辞任武汉新芯CEO，转而担任长江存储CEO。

与张汝京一同创立中芯国际的邱慈云，2011年接任成为中芯国际第三任CEO。邱慈云后来接受采访说：

“我是蛮幸运的，回到中芯国际，我发现里面还有很多员工是原来我们在2001年创业时的老员工，这也增加了我跟团队之间一些信任和便利性。” 

左图：2017年，赵海军接任邱慈云担任CEO

右图：2020年4月20日，沪硅产业上市

资料来源：左图来自于公众号：中芯国际；右图来自于公众号：中芯聚源

邱慈云在中芯国际6年时间，公司在2012-2016年无一年亏损，净利润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状态。

2017年5月10日，中芯国际发布公告，CEO邱慈云因个人原因请辞。同时，公司迎来了第四任CEO——赵海军。而在2017年的10月，中芯国际迎来了Co-CEO梁孟松，正式开启了双执行长的时代。

离开后的邱慈云，在2019年5月出任上海新昇（沪硅产业大硅片业务主体）CEO，专注于大硅片的研发与量产。

就在前几天的4月20日，中芯国际满二十岁的当口，沪硅产业正式在上交所挂牌上市。

中芯国际已经建立其了产业朋友圈。

稍远一点，如果再考虑曾经的独立董事蒋尚义蒋爸建立的武汉弘芯，那么中芯国际的朋友圈将继续扩容。

梳理一下，与中芯国际颇有渊源的中国半导体公司：

中芯国际发起人之一、曾经的董事长江上舟曾经说过：

中芯国际好，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才能好。

中芯国际作为中国半导体产业最早的国际化公司，不仅仅承担了产业拉动上的角色，更多的是传承，传承中芯国际创立伊始两位创始人的愿景：

中国芯，走向世界！

同样的产业背景，具有天然的背书，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和重大节点上，“中芯人”这种强烈的认同感将会迸发出巨大的力量。

半导体是全球充分竞合的产业，国际化的合作是推动产业发展的源动力。即使面临短暂的逆全球化冲击，全球合作依然是未来趋势。

我们也许会看到中芯国际像仙童半导体一样，一代代传承着最初的愿景，最终推动中国的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发展。

当我们在回首仙童半导体历史的时候，默然发现中国大陆也有一家企业，从一开始就被创始人注入了国际化和创新的基因。

中国半导体产业当前面临着压力，我们会经受各种外界怀疑和自我怀疑，“是否开放”、“是否合作”将不停的考验着每一个人。

然而只有坚持国际化，保持开放，才能够最终克服困难，将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推向新的高度。

中芯国际已经跌跌撞撞的走完了20年的历程，新一个十年让我们一起见证。

参考文献：

[1]David A.Laws.A Company of Legend: The Legacy of Fairchild Semiconductor[J].IEEE

[2]Samuel k. moore,Fairchild Turns 50[J].IEEE Spectrum, 2007.10

[3]Everett M.Rogers,Judith K.Larsen.硅谷热：高科技文化的成长[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4] David A. Laws,Michael Riordan.Santa Cruz.Making Micrologic: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anar IC at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1957–1963.

[5] Robert N. Noyce.Integrated circuits in military equipment.IEEE spectrum,1964.6

[6] David C. Brock.Shockley’s Robot Dream.IEEE spectrum,2013.12